眼球是这样摘除的
2004年春夏之交，家住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光明路的王军早晨一起床便觉着眼睛有点磨，流泪、畏光，他以为是进了沙子，经家人查看，并未发现有异物。次日他来到呼和浩特市某家著名医院眼科就诊。门诊检查：双眼视力1.0。医生诊断为“右眼角膜炎”，并运用地塞米松等药物给其进行治疗。6天后，他眼睛不适感加重，右眼视物模糊不清。2004年5月10日，王军来到该院复诊时，右眼视力已降至0.25，接受住院治疗。
住院后，病情继续加重，他右眼视力急速降至手动眼前。2004年5月17日，医生给王军眼内分泌物作霉菌化验，其结果为“霉菌感染”。2004年5月25日，院方组成专家组进行会诊，决定“全身和局部停用抗菌素、搞病毒药物治疗，并建议转院治疗”，2004年5月28日，患者王军转入北京同仁医院，确诊为“右眼老菌性角膜炎”后进行了眼球摘除术。
焦点：患方称用药不当，医方称没关系
“医院在治疗过程中，用药不当甚至严重用药错误，使病情日渐加重，使眼睛看东西由光到暗，由暗到黑，由黑到挖，由挖致残。医院应该承担医疗事故责任。”王军的家属于某自己认为：“一入院医方就应该按常规化验后再用药，而医方违反治疗常规，从一开始就用了大量抗生素和激素(每日用地塞米松5毫升)直到半个月以后，由于不对症用药，使病情非但没有减缓，反而越治越重。这样违反常规治病，就促成了医疗责任事故。”
患方提出最直接的焦点是：真菌感染能否运用抗生素；医学专著《眼科学》中所提及的适应症及禁忌症能否在临床上灵活运用……
记者从患方提供的《眼科学》第五版第103页看到这样的表述：随着抗生素和糖皮质激素的广泛使用以及对真菌性角膜炎的认识和诊断水平的提高，其发病率不断增高。真菌性角膜炎病因与全身和局部大量使用广谱抗生素、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等有关。
于某认为：“从门诊开始动用激素，到25日专家会诊，其间半个多月，一直未停用过，这是直接导致病源恶化的原因。”
记者采访了该著名医院眼科负责该患者诊断的一名教授。该教授说，书本上所讲的禁忌症不见得就是一点也不能用，这不是绝对的，该患者入院时为一般性角膜炎临床表现，无典型真菌感染病史，无典型真菌性角膜炎体征。患者在入院前已局部全身使用抗菌药物治疗，考虑到患者有严重的虹膜睫状体炎及混合感染，只慎重地全身用了成人常规激素的最小剂量5毫克。这位教授告诉记者：“每种疾病具体到每个病人身上，病情千差万异，临床医生应根据每位患者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相应地进行治疗。”在该医院提供的一份“关于患者xx医疗投诉的答复”中，这样写到：……眼球摘除是真菌性角膜炎疾病本身发展的结果，临床上小剂量短期应用糖皮质激素不会加重感染病情，与疾病发展的结果无因果关系。
王军称：医疗鉴定疑点多
2004年6月14日，在北京同仁医院施行了眼球摘除术，住院1个多月，患者王军便回到了呼和浩特市，在查阅了大量眼科资料和翻阅了整个病历后，决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2004年8月9日，在回民区卫生局一位工作人员陪同下，王军把申请鉴定．书交到鉴定办手中。2004年9月 10日，在交了2500元鉴定费之后，王军便等待鉴定办(呼市医学会)的消息。2004年11月1日，由呼和浩特市医学会组织专家对王军和医方医疗纠纷的鉴定结果出来，结论是：……根据临床症状给予抗生素、病毒、激素治疗符合诊治规范，当查出真菌性角膜炎后，给予及时的抗真菌治疗。专家认为该医疗行为符合临床规范。综上分析，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三条等规定，本病不属于医疗事故。
患者王军在得到鉴定结果那一刻起，对医学会的鉴定结果就心存疑虑，先是发现住院病历和鉴定办向专家送阅的盲病历不符；后又发现在送阅专家的盲病历中竟少了三张病历，是故意遗漏，还是另有隐情，遗漏的病历会对专家的鉴定思路产生影响吗?
王军的妻子于某在把原病历与送达专家的病历仔细核对后，列出了疑点11个，虽然有的在记者与医方医务部提供的原始病历核对后予以澄清，但复印中遗漏了病历使患者大闹医鉴办办公室，惊动了110。在记者采访呼市医学会医鉴办时，张丽萍主任介绍了鉴定王军的全过程，对于遗漏的三张病历，张主任解释说：“送交专家的病历以原病历参考为准，至于是否能影响专家鉴定，我想不会。”
记者手头有一张医鉴办副主任栗聪明出具的证明书，证明了“在召开鉴定会前送达专家参阅的盲病历中，没有临时医嘱的第贰页、刮片查霉菌检验单、刮片查霉菌+培养的检验单。”“这几张病历恰恰是专家参阅最重要的依据，为什么就丢失了?”于某气愤地说。
还有令人不解的是“镜检”检验单上的“+”字竟与原病历上的不符，是故意作假还是另有隐情?于某说。
医鉴办张丽萍主任告诉记者：“我们这个单位刚成立不久，有许多工作上的疏漏，一些不合规范的做法正在逐步完善中，不过可以肯定地说：故意作假或隐瞒什么，绝对不可能。”
患者告医院缘何败诉多
呼和浩特市卫生局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的医患纠纷诉讼，应该说患方处于明显的弱势，因为他们不具备医学知识，不可能了解某一个具体医疗行为的原理、过程以及风险等，更无法了解到其中的过错，以及其过错与所发生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着的因果关系，处于明显的被动地位。而作为被告方的医院，只要举出相应证据证明自己在诊疗过程中，不存在治疗错误，或其过错与原告的伤害事实没有必然因果关系，就可依法免责。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医鉴办拥有的专家库中的专家都是全市各大医院拥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生和教援，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专家，都是随机抽取产生的。医学会只负责组织工作，具体鉴定由专家全权负责。虽然有一个人数众多的专家库，但因各大医院医生鉴定医疗事故，外界常有“院院相护”的质疑。（文／武峰）
